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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褚遂良的書法風貌與政治行為

◇ 許景怡  劉洪強  胡海若  徐藝窈


時間:2021-03-01 09:30:00 | 來源:中國書畫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出身江南士族褚氏,父褚亮為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褚遂良博學多識,工于隸書、楷書,筆法剛健舒朗、方圓兼備,自成一格,在名家輩出、群星璀璨的中國書法史上始終名望不減。褚遂良既是唐代書法的重要開創者,也位極人臣。他曾擔任黃門侍郎、中書令、吏部尚書、尚書右仆射等要職,與長孫無忌一道為唐太宗的顧命大臣,在貞觀末永徽初的朝廷政局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被封為河南郡公,也稱褚河南。

過往對褚遂良的研究,多注意于其個人書法風格及在書法史的地位,對其個人評價往往受愛屋及烏情結的影響而將之視為道德完人。本文在剖析褚遂良書法風格的基礎上,注意其書法風格與時代氣象之間的關聯,分析其在初唐政壇中的政治行為,以還原褚遂良多面復雜的歷史形象。

[唐]褚遂良  潭府帖(拓本)

[唐]褚遂良  伊闕佛龕碑(拓本)

一、褚遂良的書法風格

褚遂良早年師法史陵、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后來取法王羲之,并借鑒了漢隸、魏碑,形成了自己的剛柔并濟、俊朗秀勁的風格,人稱“褚體”。褚遂良作品受當世推重,效法褚體一度成為一種風尚?兹羲荚盏接腥速浰偷臄稻眈宜炝嫉臅ㄗ髌,但孔若思只接受了一卷,那人便問:“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總?”孔若思得聞此言,將此卷一分為二,又還回去一部分!杜f唐書》中還記載有人嗜好書畫,熱衷于收藏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等真跡?梢,即便在唐代,褚遂良的墨跡也是很受人珍視的。

褚遂良對唐以后書法影響深遠,例如清人王澍就提出一個重要論斷:“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他還展開具體論述:“(學習褚遂良書法)稍險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鐘紹京,稍豐腴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移不失尺寸則為薛稷。”在王澍看來,薛曜、顏真卿、柳公權、鐘紹京、呂向、魏棲梧、薛稷等唐代書法名家均受惠于褚遂良的書法,他們的區別在于對褚遂良的風格是亦步亦趨,還是從險峻、痛快、堅卓、纖媚、豐腴、縱逸等處著力稍加變化而形成自己的風格。清代著名學者劉熙載也持有類似看法,他評價褚遂良“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即顏真卿)得其筋,徐季海(即徐浩)之流得其肉”。這一論述令人不覺想起《孟子》一書中論述的孔子和弟子的關系,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先圣前賢之大成,其弟子或“得其一體”,或“具體而微”,又開了諸子百家等不同學說之先河,所謂六藝散而為諸子。在一定意義上,融合王羲之、史陵、虞世南、歐陽詢以及漢隸、魏碑等諸家精髓、棄其糟粕渣滓而形成的褚體,正如清代《孟法師碑》唐拓孤本的收藏者李宗瀚所指出的(褚書)“遒麗處似虞,端勁處似歐,而運以分隸遺法,風規振六代之余,高古近二王以上”,這是一個褚遂良集書法之大成的過程。后人結合個人實際,又從褚遂良書法中汲取相關元素加以發揮、引申而演化異彩紛呈的風格,為后世開山,這正是劉熙載所謂“(褚遂良)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這一論斷的真諦所在。

在筆法上,褚書方圓兼備,舒朗瘦勁。后人評價“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褚書筆筆藏鋒,筆筆出鋒”。具體來說,寫點時有收斂之意,追求緊致而厚重,追求棱角,避免平圓;寫橫追求“仰上覆收”,以“三”字為例,上兩短橫向上揚起,最下一長橫收腹,顯得有力而大方;寫豎不講究過于平直,似有戰栗之意,避免了無力感,平添了雄勁之感;寫撇時仿佛鷹隼掠過,驚險而又勁道十足;在筆畫轉折處與鉤挑處多有方棱,而且有凌厲之勢,向右轉折內收;斜鉤基本粗細沒有變化,非常爽利。這些運筆的特點賦予褚遂良書法一種沉著的勁道,所謂“學褚須知其沉勁”。王澍指出,褚遂良作品“格韻超絕,殆欲離紙一寸”,“學之者,正須有透過紙背筆力,乃有契處,正未許插花舞女,以輕心以掉之也”。蔡希綜也指出,“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就是說,褚書在書寫時追求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似有千鈞之力。褚遂良的作品在前后期風格略有差異。朱長文就指出,褚遂良書法有多重風格,“或學鐘公(即鐘繇)之體,古雅絕俗;或師逸少(即王羲之)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F以現存四件學界無爭議的作品《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圣教序》為例,前兩者為前期作品的代表,多用方筆,字形平直,在汲取了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典雅、剛勁運筆特點的同時,字形從瘦長變得更加方整,筆畫粗細變化不大,給人以渾厚的觀感,體現出漢隸魏碑的一些影響。后兩者為褚遂良晚期作品的代表,剛柔并濟,兼用曲筆,筆勢跌宕起伏,謹嚴而不失空靈,勁朗中帶有幾分飄逸,更加有些字如“兮”等字勢比較舒張飄逸。

德國學者雷德侯認為中國的書法藝術具有這樣一個特點:“通過時間和動作因素而可能形成的閱者同作者之間的親近感。”也就是說,書法家在創作時,橫平豎直、點劃撇捺等每一個筆畫都會有輕重急緩之別,后人在鑒賞時是可以感受到這種節奏感和動作力度的。仔細玩味褚書,我們可以感受到其在節奏的把握上頗下了一番功夫。褚遂良在追求勁健、雄奇的同時,似乎也意識到一味剛健必將導致亢龍有悔、難以為繼,必須以舒緩、遲鈍調劑之,例如在寫戈、環、磔等筆畫時,他在用筆上刻意遲疑、舒緩、旋轉,可謂是有徐有疾、剛柔并濟,這也使得其作品厚重中帶有幾分飄逸。

褚書在布局、構思上頗有巧致,結構舒展,往往在同一個字不同筆畫之間錯落有致,臨近各字之間常常顧盼有情。就以“多”字為例,第一撇縮寫,第二撇和第三撇還是縮寫,第四撇則須舒展開來并出鋒。以“形”“影”等字右半邊為例,三個短撇并非平行而是有向背關系的。臨近各個字體之間往往各隨字勢,俯仰自然,左顧右盼,富于變化而又和諧統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代書法家包世臣也指出“河南(褚遂良)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書法作品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

此外,褚書不僅在形式上美輪美奐,其所承載的內容也堪稱精妙。褚書內容措辭典雅,在文章形式上也有很強的駢體文色彩。岑文本撰、褚遂良書的《孟法師碑銘》形容孟法師品行的辭藻運用上與《世說新語》有相近之處,例如,文章形容孟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于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于白刃”,體現出對追求人物的風雅節操的格調,反映出魏晉以來士族文化中品藻人物傳統的影響。這一點在褚遂良書寫的其他作品如《雁塔圣教序》中也有體現,文章形容玄奘法師“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郎潤”。這些說法魏晉以來士族品評臧否人物的遺風!堆闼ソ绦颉冯m出自唐太宗等人撰寫,但作為一種接近官方的文書,這很可能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尤其是作為唐太宗長于文學的親信大臣以及其作品的書寫者,可能也反映著褚遂良的一些價值觀和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存褚遂良作品中《雁塔圣教序》《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與宗教有關,體現出六朝以來宗教興盛局面對褚遂良的影響。

褚遂良書法作品的水平的高低也受限于其書寫習慣,并與創作時筆、墨是否佳品息息相關。唐代名臣裴行儉在論及自己書法特點時,曾論及虞世南和褚遂良,指出:“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從中可以看出,褚遂良是一個追求完美甚至有些苛求細節的人,從中也不難想象,其書法時必然是正襟危坐、態度端正的,不如蘇軾、米芾等宋代一些文人書法家那般放逸。根據另外一些史料,褚遂良尚在世時就關注自己書法長處及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并留下一段佳話。有次,褚遂良問虞世南自己的書法與智永禪師相比若何,虞世南回答:“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世南又答道:“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聽聞如此,褚遂良有些不滿:“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這時,虞世南點出了對褚遂良書法的評價,“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對于這一評價,褚遂良比較滿意,遂“喜而退”。顯然,褚遂良書法作品的質量有時候也需要“看狀態”,不僅要有手感,而且對于筆墨有要求,對于作品的內容等相關因素也要求有契合。

如同其他唐初書法家一樣,褚遂良崇尚法度,以至于一些書法評價家在認可其用功之勤、用力之精的同時,也認為這種風格不免有些雕刻痕跡過重的嫌疑,如褚書常常同一作品中同一字在字形上缺少變化,似乎被規矩尺度所束縛,給人以不夠自然靈動之感;蛟S在這個意義上,李嗣真評論褚遂良“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艷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概而言之,作為一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書法家,褚遂良在融會前賢風格的同時,創造出自己的風格,在筆法上剛柔兼備,在構思上頗具巧思,在書寫態度上一絲不茍,其作品也傳遞出諸多魏晉以來江南士族文化因素。

[唐]虞世南  孔子廟堂碑(拓本)

二、褚遂良書風與大唐氣象

關于初唐書法,唐史專家岑仲勉指出:“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后變為肥厚。”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唐太宗推崇王羲之風氣的帶動下,“翰墨之林,竟為南派所獨霸,于是乎上下群臣,書者甚多,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鼎足而立,各具面目,自成風致,詢以險勁取勝,虞以清媚取勝,褚以遒麗取勝。……此時之房玄齡、顏元孫、裴行儉之流,雖身為名臣,然書風大抵拘于舒朗峻整”。也就是說,經過唐太宗對王羲之的書法的表彰推崇及對南朝過于艷麗纖弱其他諸家風格的貶抑,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書寫風尚,在用筆上剛勁有力,在結構上規矩方整,帶有一種昂揚向上的盛世氣象。這一特質與初唐開拓進取、自強不息的風格是一致的,并產生溢出效應,廣泛影響到當時社會上的風氣和唐代及以后書法的風貌。

除了褚遂良,初唐的其他書法家雖然在風格上各有優長,也多帶有剛勁自強的時代印記。例如,歐陽詢的書法,線條挺直方銳,“在折筆處常常形成近九十度圭角般的方峭”,在結構欹側方整,有高聳之勢,被評論為“勁險”“若武庫之矛戟”;而虞世南的書法,盡管勁險不如歐陽詢,但在從容秀潤中仍然蘊含一種剛勁方整的韻致,“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張懷瓘還具體比較了歐陽詢和虞世南兩種剛勁雄健風格的細微差別:“歐之為鷹隼易知,虞之為鷹隼難知”,“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實際上,褚遂良之所以為唐太宗所親信所重用也是因為契合了初唐的這種風格。據史料記載,在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倍感落寞,感嘆“無人可以論書”,這時魏徵向唐太宗推薦了褚遂良,并說“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聽聞這一評價,“太宗即日召為侍書”。褚書遒勁的風格與虞書接近,都迎合了唐太宗的審美趨向,是褚遂良成功上位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唐太宗在論述書法時追求骨力、講究剛健。他指出:“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知,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唐太宗書法同樣追求雄、勁、力、利、疾、棱角,而對輕浮薄俗的風氣不滿,如他在《筆法訣》中提出“為撇必掠,貴險而勁”“為豎必努,貴戰而雄”“努不宜直,直則失力”“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罨”“夫點要作棱角,忌于圓平,貴于通變”。他還將書法與指揮戰爭相比較:“朕少時為公子,頻遭敵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即知強弱。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返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致勝,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顯然,在唐太宗看來,筆法與戰爭在講究骨力或堅韌這一點上是相通的。

與宋代書法進行比較,將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初唐書法時代性。米芾認為:“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在米芾看來,唐代的楷書都屬“一筆書”,具有過于工整、過于費力的特點,個人發揮不夠,稱不上是能夠傳諸久遠的真正藝術品。在另外一個地方,米芾更加直言不諱地對唐人提出批評:“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有一次,宋徽宗詢問米芾如何評價自己的書法,米芾回答“臣書刷字”,一種游戲筆墨的灑落不羈心態躍然紙上。宋徽宗的瘦金體也是這一風格的代表,在形式上非常張揚,追求夸張的筆觸。梁巘指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吳德旋也認為:“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后,趣莫深于少師,韻莫勝于東坡,可以補唐人之未足。”相對于尚法謹嚴的唐人,宋人似乎對帶有文人色彩的筆意、氣韻更加情有獨鐘。

與之不同,唐人書寫的過程往往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對此唐太宗深有感觸地說道:“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攲側;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攲,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宋人的看法與唐太宗、褚遂良等初唐書法家講究手調筆和、端正平和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出宋人不同于唐人的書法審美觀。兩相比較,宋代書法家有一種取巧、懈怠的意思。王澍指出:“唐以前書風骨內斂,宋以后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醇醨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可以說,兩相比較,宋人的形態夸張與唐人的精神內斂也反映出氣象之差異、國勢之興衰。

初唐書法家除擁有著共同的尚法、勁健風格外,還共享著一個文化傳統,那就是對作為文化符號的王羲之等的推崇。實際上,在魏晉以來江南士族文化熏陶下,書法逐漸脫離了簡單記事功能,成為一種具有高度技巧性的藝術,具有相對較高的門檻,書法鑒賞也成為一門學問。南朝宋時,書法家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羅列了從李斯以來到晉末的書法家,入東晉后均為南朝書法家,代表人物涵蓋瑯琊王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高陽許氏等主要南遷貴族。而在六朝貴族與貴族之間、貴族與帝王之間頻頻書信往還鑒賞書法作品、臧否書法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書法作為一種貴族享樂方式,是江南士族政治的附屬物,也是其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作為江南士族的后人,褚遂良在書法上有著天然的親近及優勢,他的父親與虞世南、歐陽詢等同為江南文化群體并有著密切的交往,這保證了他對這一文化傳統從小就可以耳濡目染。史載褚遂良“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褚遂良后來長期模仿王羲之書法,在模仿中其書法風格也日漸成熟。而這一變化的契機就是為唐太宗服務,鑒別內府所收藏的王羲之作品的真偽,并撰成《王羲之書目》,收錄了正書40帖、行書18帖?梢哉f,對于褚遂良而言,書法是一種文化資本或曰文化資源,這一優勢在唐太宗熱衷書法并推崇王羲之風格的背景下迅速轉換為一種政治地位。

對于唐太宗而言,其對書法尤其是王羲之的推崇除了粉飾文治之外,也有在唐初關隴、山東、江南三種制度和文化傳統并立形勢下爭奪文化領導權的用意!稌x書·王羲之傳》的論贊為唐太宗撰寫,這也是為數不多的帝王親自在官修正史中撰寫的論贊。在論贊中,唐太宗指出:“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在唐太宗看來,王羲之書法是書法史上一個盡善盡美的存在,與之相比,他人皆不足論。唐太宗的看法不是書法史上的簡單論述,而是有著針對性的,也有政治性的,并借助于其帝王政治權力確立了王羲之書法的地位。一直以來,圍繞王獻之父子誰更出色,歷代聚訟不絕,南朝宋時虞龢指出“晉末二王稱英”。謝安曾問王獻之書法與其父相比孰優,王獻之回答“故當勝(王羲之)”南朝不少貴族也更加偏愛、更加妍麗的王獻之書法。尤其是即便在唐朝之后,也有人認為王獻之書法高于其父,如米芾更加喜歡秀媚的王獻之,甚至說“子敬(王獻之)天真超逸,豈父(王羲之)可比也”。由上可見,唐太宗在借用江南文化資源的過程中也非全盤接受,而是根據自己的審美趨向選取了以骨勢見長的王羲之書法而非以媚態取勝的王獻之風格。張懷瓘高度評價唐太宗的書法:“鴻遒大業,列乎史冊,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筆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摹,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德而稱。”在張懷瓘看來,唐太宗將其多才多能的良好天資運用在書法之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績。朱長文也表達過類似意思,他認為:“(唐太宗)首與虞世南、褚遂良論書法,二人皆賢者也,因其論書,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揮,遒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帝善用兵,所向摧破,天下無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見于書,則書孰御哉!”唐太宗本人也跟朝臣說:“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在另外一個地方,他指出:“巧在乎躪躒,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采摭菁葩,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于師授,則眾病蜂起,衡鑒徒懸于闇矣。”顯然,書法對于唐太宗來說,是一種可學可至的文化式樣。在唐初,雖然李氏作為關隴貴族的代表取得了最高權力,但出身胡化漢人,在面對累世冠冕并具有經學傳統的山東士族時尚有不少劣勢,例如在貞觀初年編訂《氏族志》時,盡管唐太宗三令五申,但在初編成時山東士族崔民干仍然被列為第一等,朝廷重臣房玄齡、魏征等也以與山東士族結親為榮,直到兩百年后唐文宗想為太子娶山東士族鄭氏女而仍不可得。在這種情況下,借助于書法,唐太宗達成了與江南士族的共識,也試圖獲得與山東士族相抗衡的文化資源。實際上,唐初書法的風貌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唐太宗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對于不同區域文化元素以及同一區域文化的不同風格選取去取而形成的。

概而言之,褚遂良的書法在唐代大放異彩并非一個孤立現象,其書法風格雖與唐太宗、虞世南、歐陽詢等人有差異,但在大方向以及對王羲之以來書法傳統的崇敬和文化資源的利用上是一致的,體現出初唐昂揚向上的時代氣象和一種對于政治的現實性考量。

[唐]褚遂良  孟法師碑(拓本)

三、“字如其人”的質疑—關于褚遂良藝術的政治性背景

字如其人,但人似乎較字更為復雜。在歷史上褚遂良的形象是多面的,一個書法流派的創始人,一個剛直的社稷之臣,一個道德完美的人,一個排斥異己的權臣。這幾種相互交織的論斷一度讓褚遂良的形象有些模糊。后世多認可褚遂良的學問與品行,如張懷瓘評價褚遂良“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忠讜之臣也”。朱長文也佩服褚遂良人品:“古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褚公有之。”他還認為,永徽朝之所以有貞觀之風,是因為褚遂良和長孫無忌二人同心輔政,以天下為己任。宋代一些學者進一步擴展了這一看法,將褚遂良視為一個道德上的完人,甚至于據此否認褚遂良排擠劉洎等打擊政敵行為。

褚遂良雖然幫助唐太宗鑒定內府所藏王羲之真跡,但他們之間交往并非帝王與文學弄臣之關系所能形容。褚遂良深受唐太宗親信。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與長孫無忌等人論當朝大臣得失,評價:“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唐太宗直言褚遂良忠誠,并將褚遂良與自己的關系比作飛鳥依人,可見對褚遂良的親信。太宗臨終前,召褚遂良、長孫無忌進入臥內:“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隨后對太子說:“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顯然,唐太宗對褚遂良是高度信任的,這一態度與他對待李勣等“山東豪杰”—“既要籠絡他們,心中又猜忌他們,無法推心置腹”的態度是判然有別的。

唐太宗對褚遂良的憐愛,不單體現在臨終時任命其為顧命大臣。我們從《貞觀政要》《舊唐書》《新唐書》等史籍所記載的勸諫中也可以略見一斑。盤點褚遂良對于唐太宗的諸多勸諫,除了抑制奢靡之風、以誠信為本、史官職責、恢復高昌國、停征高麗等外,還涉及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就是所謂的“帝王家事”,這類事情很多明哲保身的大臣往往會三緘其口。

貞觀十六年(642),太宗問侍臣:“當今國家何事最急?”高士廉認為是養百姓,劉洎認為是撫四夷,岑文本認為是禮義最急,褚遂良認為:“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認可了這個說法。再如,貞觀十八年(644),褚遂良針對皇弟供給少于諸親王的現象,建議補足諸弟闕短之處,他指出:“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于諸弟,太子亦厚于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

從中可以看出褚遂良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是權力繼承這一高度敏感問題。這一類事,其他人雖也有言及,但是沒有褚遂良這樣言辭懇切、旗幟鮮明。實際上,唐太宗曾將魏徵與褚遂良并列,列入直諫之臣行列。他有次跟長孫無忌說:“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征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史載,“遂良前后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采納”。魏徵所諫前后二百余事,從《貞觀政要》中情況來看,勸諫領域多集中于修身與治國關系、兼聽納諫、草創與守成關系、節制嗜欲、居安思危、講誠信、謙虛謹慎、戒慎恐懼、用賢遠佞,很少涉及君人父子之間;蛟S是有鑒于玄武門之變前車之鑒,魏徵在貞觀時期關于儲君之爭中采取審慎之態度。貞觀十七年(643),定李治為皇太子時,任用魏徵為太子太師,魏徵提出辭職。經過唐太宗親自勸說,他方才就職。于此可見唐太宗對褚遂良的格外信任,也可以看出褚遂良在政治上是能夠見微知著、頗具洞察力的。也就是說,褚遂良并非俳優之臣,也與蔡京、嚴嵩等佞臣不同。

歷史上一些書法評論和宋代的一些歷史學家,試圖從“字人”一致論的角度將褚遂良視為一個道德上的完人。但這之中有一點始終卻很難繞過去,即褚遂良政治生涯中曾采取了一些“不光明”的打壓政敵的手段,為此,宋代一些論者為了維護褚遂良在道德上的完美形象,往往否認這些歷史事實。但認真梳理歷史資料,這些政治行動卻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例如,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就沒有采信褚遂良誣陷劉洎之說,他認為“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為此,他還猜測這是許敬宗在修實錄時對褚遂良的誣陷。劉洎是貞觀朝的一個直臣、能臣!缎绿茣吩敿氂涊d了褚遂良構陷劉洎一事:“(劉)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在劉洎一案中,劉洎所表達的是對唐太宗身體的擔憂,卻被褚遂良扭曲為即便李世民身體狀況出了問題,但國家大事也不足憂慮,劉洎會當仁不讓地以伊尹、霍光自居,對不服從的群臣行誅罰。按照這一說法,劉洎觸碰了皇位繼承這一帝王“家事”和禁臠,這顯然觸怒了李世民的逆鱗。經歷過玄武門之變的李世民對此事必然格外警惕,為防患未然并維持身后權力更替的平穩性,也只得再次行“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之事,將劉洎處死。熟諳經史的褚遂良正是巧妙利用了李世民的這一心理,將支持李泰的政治對手劉洎置于死地。對此,褚遂良在晚年被流放后向李治上表時隱晦提及此事:“往者承乾(即廢太子李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言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即李泰)居之,臣引義固爭。”除了構陷劉洎之外,褚遂良還曾打擊報復素有直名的監察御史韋思謙,排擠李乾祐、崔仁師、盧承慶、李道宗等朝臣,并使得其中一些人因此郁郁而終。由上可見,褚遂良在政治上是老辣的,在打擊政敵上是毫不含糊的,所采取的一些手段也算不上很“堂堂正正”。

要進一步理解這一點,我們或許有必要從褚氏家族在幾百年來政治史中的表現做一個注腳。作為一個累世高官的士族,褚氏家族有著政治妥協的傳統,從對于政治形勢的判斷而非對于政治道德的執著來判斷其政治行為可能更加準確。褚氏家族幾百年來冠冕不絕。褚遂良遠祖褚少孫,為西漢元成間經學博士,在《魯詩》方面有很高造詣,曾補寫《武帝紀》等《史記》部分篇章。通過梳理《晉書》《宋書》《梁書》《南齊書》《南史》等史書,褚氏原籍陽翟,褚?隨著晉元帝衣冠南渡,遷居丹陽,子孫后遷居錢塘。自從初為縣吏后為晉武帝時安東將軍的褚?算起,自遷居丹陽后歷經西晉、東晉、宋、齊、梁、陳、隋、唐,到褚遂良共經歷十三代,即褚?(官至安東將軍)、褚洽(官至武昌太守)、褚裒(官至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曾主持北伐)、褚歆(官至散騎常侍、秘書監)、褚爽(官義興太守,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褚秀之(官大司馬瑯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褚法顯(官鄱陽太守)、褚炫(官至輔國將軍、吏部尚書)、褚湮(一作沄,官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褚蒙(太子舍人)、褚玠(官淮南王長史、御史中丞,追贈秘書監)、褚亮(官黃門侍郎,陽翟縣侯)、褚遂良(官宰相,河南郡公)。
褚氏家族在長達幾百年的歷程中屹立不倒,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與皇家和江南士族持續聯姻。褚裒女褚蒜子為晉康帝孝獻皇后,三度臨朝稱制;褚爽之女劉宋孝恭皇后;褚家子孫多次娶劉宋公主;王氏、江氏、庾氏等江南大族都與褚氏有姻親關系。其次,在權力更迭之中選擇政治妥協。褚秀之、褚淡之兄弟雖為晉室姻親,其妹為晉恭帝皇后,卻效忠于宋武帝;褚秀之之孫褚淵身為劉宋顧命大臣卻出賣同僚,成為南齊的開國元勛。此外,褚氏在江南士族中享有權力和清譽。褚爽年少時就在名士圈中享有盛名,謝安曾稱贊褚爽“若期生(褚爽字)不佳,我不復論士矣”。褚炫、褚炤等人也為王謝家族所稱贊。

從以上對于褚氏家族史的梳理可知,在變動不居的時代,皇室變幻莫測,百姓則生死不測,只有士族保持了相對穩固的傳承。在這長達幾百年政治動蕩的時代,世家大族維持政治生存,并非一種宋代儒者所認為的簡單的政治道德,而是有著一種更為長遠、更為審慎的政治考慮。這種維持家族生存的需要又促使他們做出一些突破道德的事情,正如前述褚氏家族史所揭示的。褚氏家族這種在長期殘酷政治斗爭中養成的政治習慣對于褚遂良也有著深刻影響。

總之,褚遂良并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他是一個老辣的政治家。而褚遂良在貞觀末、永徽初年政壇上或趨附或排擠或抗拒等不同行動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行為,是根植于特定的利益和生存境遇而結成特定的政治關系,圍繞著當時政治權力及地位的爭奪和運用而展開的政治活動。在永徽初年,褚遂良之所以選擇反對廢王皇后、立武則天,除了報答唐太宗知遇之恩外,還因為他在長期對抗山東士族、山東豪杰等勢力過程中,作為江南士族代表已經與關隴貴族深度捆綁。褚遂良站出來反對立武則天,不單是對前朝政治忠誠的事情,而是兩大政治集團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這不涉及政治原則,而是一種實力的拼搏。事實也證明,王皇后被廢后,李勣一系得勢,長孫無忌、褚遂良一系人物被貶黜殆盡,直到幾十年后武則天去世后才被平反、召回子孫,正如褚遂良家族在東晉到宋的更替、宋到齊的更替中所顯示的,褚遂良對于政敵的打擊以及對武則天立后的抗拒,也非前述張懷瓘、朱長文等“忠讜之臣也”“古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等論述所可簡單概括,而是超越了道德的一種政治行為,這超越了“字如其人”般簡單論述的。

[唐]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拓本)

結論

褚遂良是一位在藝術上有很高造詣的書法家。他在借鑒取法王羲之等人風格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其作品字形方圓兼備、舒朗瘦勁,字形構思巧妙,字勢俯仰自然,勁健而方整,和諧而謹嚴,為當世所珍視,為后人所取法,后世評價其在書法上“為唐之廣大教化主”。

褚遂良的書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唐代書法乃至于文化的一面鏡子。如果我們將分析視角擴大到褚遂良同時代的虞世南、歐陽詢以及唐太宗等人的書法風格,我們發現整個唐代書法尤其是初唐書法中帶有一種昂揚勁健的特質,以至于即便是較為含蓄的作品往往也內含剛柔,這一特點區別于宋代以來一些書法上個性較為張揚甚至夸張的風格。在這個意義上,書法風格成為一個時代風格和氣象的反映。

褚遂良作為唐太宗的顧命大臣,可以說是歷史上地位最高的書法大家之一,在貞觀末、永徽初的政壇上舉足輕重。他最初雖以書法為唐太宗所知、受唐太宗親信,但并非文學弄臣,也不是宋代學者所認為的道德上的完人。他在政局的變幻中既有“飛鳥依人”的一面,又有不畏強御的一面,還有打擊政敵的一面。褚遂良是一個多維度的人,評價其政治行為,需要超越“字如其人”般的簡單論述,而深入挖掘其江南士族出身、唐初政治格局等政治行為背后的深層邏輯。


(作者單位:許景怡,哈佛大學;劉洪強,清華大學;胡海若,康奈爾大學;徐藝窈,倫敦大學學院)
責任編輯:劉光

(詳見《中國書畫》雜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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